我所了解界首的党组织，是1940年5月以后的情况，当时，党组织的联络点设在界首城内中山路北首路东第二家，房东姓郭，有门面两间，后房五间，是我党来往干部落脚之处，为了更好地掩护党的活动，党组织于1940年在此经营文具和日用品，作为社会职业，商号是“益友筱商社”。1941年改营棉花、土布，商号改为“益友花布行”，1942年初又改为“益丰花布行”。
　　
　　界首“益友筱商社”是丁兆一、马建中和我等几个人筹办的。1940年夏，我硬辞去了国民党寿县检查处的工作，回来路经太和时，见到地下党员赵卓如（我们原是淮阳师范同学）。他叫我到界首后找丁兆一等同志，研究开办“益友筱商社”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。我到界首后，即与丁兆一、马建中等筹资1600元，购置一些家俱物资。秋时开始营业，我任商业经理，因资金不多，丁兆一写信要我到涡北向新四军六支队和区党委要资本。1940年10月，我到涡北见到组织科长郑平、赵卓如等同志，约住20天，赵卓如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我要求去抗大学习，组织科长说：“界首需要你，你还是速回界首。”于是，我从区党委带了些资金，又回到界首。由于在当时党组织并不公开，互相也不发生横的关系，组织名称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党的工作是由丁兆一负责，还知道马建中、宋英二人是党员。
　　
　　益友筱商社成立后，我党干部来往不断。1941年初，筱商社改为花布行，上级又调来王振江管帐，接待过往同志，从此，党组织逐渐扩大，不久，丁兆一、宋英先后调走，党内由李敬之负责（掩护身份是先在花布行当伙计，后在皂庙小学当教师）。上级党先后又调来马翔九、王子彬、王瑞平，他们都曾在皂庙小学当教员，马翔九后来又到联中教书，马的弟弟小马在联中上学。还有一位瘦小个子、白净面皮的老李，经常来界首联系工作，但不住在花行内。
　　
　　1942年5月，马翔九、王子彬、王瑞平在街上遇见一个变节分子，遂引至马翔九在联中的住室，并借故上街买菜撤出界首。后来王振江转给我一封马翔九的信叫我们转移，我再三考虑，认为，不会涉及我，就没走，但也不敢大意。不久，上级老李来，问明他们走后的影响，叫我坚持界首，提高警惕，了解敌人消息。从此，界首联络站只有王振江、马建中和我三人了。
　　
　　界首党组织只是作往来干部的掩护工作，宣传抗日，搞好统战，争取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，对反共顽固派坚持斗争。丁兆一曾叫我写过两次传单：第一次是1940年底写的，内容是国民党某部队被迫进攻解放区，但却起义了。约印80份，散发到城内和沙河沿岸各县。第二次是皖南事变后写的，内容是揭发国民党顽固派凶恶面孔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我们“抗而不战，游而不击”。举出许多事例说明国民党军在日寇面前是闻风而逃，一触即溃，并以界首沦陷为例说明“逃而不战，游不而击”的正是国民党顽固派。此材料印120余份，城内散发60份，沙河沿岸各县散发60余份。
　　
　　因上级党委没有指示，界首党组织没组织过武装斗争，我曾向党提出组织武装，丁兆一、马翔九不叫搞，说国民党还是统战对象。1941年春，日本鬼子进界首前，丁兆一交待我：如此地沦陷，就组织武装。我到光武与田播德、段超群拟定组织武装的计划，因日军旋即撤离没能实现。丁兆一回沈邱活动武装，也没弄成。
　　
　　界首党组织的名称，我是很模糊的，也没有开过什么重要的会议。1941年马翔九说我和王子彬等三人为一党小组。我们曾开过几次小组会，我记得在白果树下以打牌为掩护召开过，也曾在城外以漫游的形式召开过，会议的内容主要是，如何保守秘密、做好掩护；如何争取多数人的同情，在群众中建立威信；以及国内外形势，抗日的进展，树立必胜的信念。因同志间不准横向联系，我没参加过支部会。因不能暴露关系，界首没发展党组织，也没有印发过刊物和文件，丁兆一、马翔九、李敬芝曾向我介绍《辩证唯物主义》、《俄罗斯游记》、《铁流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、《夏伯扬》及石印的薄册子《支部生活》等进步书籍，使我受到教益。
　　
　　1943年春，上级来了个紧急通知，说宋英在豫南被捕了，要我们提高警惕，但不可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好离开皂小，也不能老住在皂小，只得与校方说妥，可以随时来随时走，使人难以找到。半年没什么变化，又比较安心了。秋天皂庙镇长李成志欺辱皂小师生，我指使学生打了他一顿，他反诬我鼓动学生暴动，界首警备司令部就通缉我，但皂小师生拥护我，一般都为我说话，赵校长又从中斡旋，结果对我只是通而不缉。
　　
　　最使我着急的是与上级音信断绝。马建中、王振江也很着急，有时我们一处交谈，盼着上级赶快来人联系，并互相勉励，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，坚定革命方向，耐心等待。1944年初，王振江回临泉老集工作，马建中早已回家乡教书，只我一个人在界首。秋，有个人找我称是自己人，说的事也很对，但没介绍信，我没贸然接洽，设法送他走了。解放后听说此人是李彬，可惜当时没能联系上。1945年初，我和段超群等去太和赵庙，创办倪丘中学，从而离开了界首。（董种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