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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友——党的秘密交通站

发布日期:2013-08-27 浏览次数:3305

 内容摘要

1939年9月的一天,经管挺、王树敏二同志介绍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  
  同年冬,新四军六支队和豫皖苏区党委派王继均(即李轩)来临泉工作,经管挺等介绍到老集。为了给李轩搞个掩护身份,党组以安排我的职业为名,发动老集同学集资,在老集南大街开设一个“协兴文具店”。为避免敌人怀疑,吸收了当地乡长于慈生、保长周传国为该店股东,聘请王继均为该店掌柜,我为管帐先生。文具店实际上是我党在老集的地下联络站。
  
  李轩来到老集后,党的活动更为广泛了。李轩时常要我以小商人身份和买书购货为名,到迎仙店、太和、沈丘、临泉等地联络站送情报,搞联络。李轩有时也亲自去外地联络,深入贫苦群众之中,发展党组织。从1939年至1940年,在这条线上发展了一大批党员,有的到涡北根据地,有的去陕甘宁边区,大部分在本地参加革命斗争。
  
  1941年初,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,我们党组织在“协兴文具店”的活动,引起了反动当局注意。他们到处散布“协兴文具店有赤色味道”,威胁同学不准去协兴文具店,并派特务暗地监视,甚至直接威胁李轩说:“今后你要少到此地来!”形势日益恶化。为避免损失,李轩及时作出决断:立即结束“协兴文具店”的工作,撤走较红的同志,安排没有暴露的党员进行比较严格的地下隐蔽活动,他则以到界首做生意的名义转移到外地工作。
  
  1941年2月间,丁兆一,宋英二同志到了我家,把我介绍到界首“益友筱商社”去,继续为党做秘密通讯联络工作。
  
  “益友筱商社”是1940年10月间在界首开设的一座小商店,表面上是经营文具,实际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站。当时我党的沈邱县委奉命移驻界首,“益友筱商店”也是县委的地下机关,先后任县委书记的丁兆一、李文钦就住在店里。1941年3月,丁兆一去外地购货,夜宿阜阳东北马店集,遭土匪抢劫,货物一空。小商店没有资金,我们只得重新筹集资金来巩固这个联络站。由马建中,董种珊、丁兆一(均系中共党员)等出面集资,又吸收到刘润华为股东,大家合夥做生意,将“益友筱商社”的招牌改为“益友花布行”。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,以后又将“益友”的“友”字改为“丰”字,即为“益丰花布行”。当时,这个行里有三个人:我任管帐先生,刘润华当学徒,还有一个帮助营业的称杆子手。一些党员不断来这里联系工作。因此,我知道某些党员的分布情况:董种珊任皂庙教导主任,马建中担任界首警备司令副官,王瑞平、王子彬在皂庙小学当教员,马继春(即马翔九)在界首国立廿一中当教官,马继先(马翔九的弟弟)在该中学读书。
  
  当时,我们有一个任务,把粮食运到黄泛区,支援灾区群众的抗日战争。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了河道和陆路,对来往行人严格检查,不准把粮食运到黄泛区。党组织派我从某乡政府搞到一个证明信并打通了关节,经过一个多月,运出粮食达50多万斤。后来,在一家面行中,被敌人发现,将两个具办人捕捉入狱,造成一人死亡,另一人花了很多钱才得保释。
  
  1941年至1942年间,敌人嗅出界首共产党的活动,因此多次戒严,进行搜捕。一天夜里,警备司令部发出信号枪,对界首、刘兴、皂庙三镇进行全面搜查。可是很不巧,这天闫崇亭经党组织介绍刚才到界首联络站,突然发生这一情况,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,闫同志心慌意乱,开门要走。我随手把他拉了过来,从门缝向外看,只见许多士兵在门前走动。敌人已经封锁街道。我急忙让闫同志睡在我床上,用被子盖好。我站在柜台边紧张地等待着。敌人进来几个人开始从后院搜查,把住在此店的两个中学生和三个客商搜了出来。当到柜台边查时,因光线不好看不清,柜台是土坯垒的,进出不方便,又看我闲若无事表面平静,便一挥手说“走”,都一轰而去了,闫同志安然无恙,我的心也平静下来。
  
  1942年春,有个叛徒跟踪王瑞平来到皂庙小学,装疯打闹,查看情况。过两天,又直接去找王瑞平,见面后说了几句话就走了。当天晚饭后,党组织送来紧急信件,要求当晚10点前送到皂庙小学,于是我和小马(继先)先给王瑞平。他们依据信件要求,与马翔九等人隐蔽起来。由于形势恶化,上级决定,界首等地的党员全部转移到大别山区。于是,马翔九、王瑞平,丁兆一、马继先等党员都离开界首。后来,上级又决定,董种珊、马建忠和我留在界首隐蔽坚持,继续搜集情报,于是我们在界首以花行的生意为掩护,继续为党工作。
  
  开始,李文钦、李斌、王宇等领导同志,还不断到界首来,了解情报,指导工作。1943年以后,就几乎不再来了。李文钦和宋英来界途中,宋被俘,李文钦牺牲。之后,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
  
  我自1941年调到界首后,党教导我要努力工作,保守秘密,作好被捕牺牲的准备。我一直按照党的教诲,紧张地工作着。大部分同志撤离后,我和董种珊、马建忠经常在一起商量,研究如何开展工作,但一直得不到上级的消息。1944年,董种珊,马建忠都因工作变动,相继离开界首。4月,我也离开界首,1948年,才又回到党的怀抱。  (王振江回忆 杨民清根据档案整理)